相比酒店里泛着消毒水味的宽敞绵软的床，寝室里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的木板床更能得到我的青睐。这一夜，我睡得特别好。半梦半醒间，我还在迷迷糊糊地盘算，要是不小心睡过头，就不去上课了。
可惜，清晨七点，我还是被电话叫醒了。
八点才上课，寝室里却一片冷清，只有我一个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除去刮风下雨，七点之后我要在寝室里找到李婉根本不可能，除了图书馆她还有英语角、自习室好几个栖息地。我在床上放空了好一会，才下床冲了个澡换衣服下楼。
电话是易扬打来的，用他习惯性的懒洋洋的腔调告诉我，祝融昨晚借宿在他公寓，现在他们在寝室楼下等我一起吃早餐，末了又补充，女生寝室真可怕，她们如狼似虎的眼神像要把他们吞掉。
我下楼已是在易扬打了电话的好几十分钟后。
顺着人群的目光，我一眼就看到站在花坛边低着头玩手机的祝融，晨曦将他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圈。不合时宜的是，此时他木着脸，表情严肃，从手指动作的频率不难猜出他是在玩游戏。而易扬则不拘小节地坐在脏兮兮的花坛边，整个人懒散地靠在祝融身上，时不时朝路过的偷偷看他的女孩微笑。
他们是我的朋友，确切地说，是损友。
大概从五岁开始，我就与祝融“厮混”在一块。
用“厮混”这个词十分不文雅，但似乎除了它，再找不到别的词可以准确概括我们的关系和感情。
我的父亲许知同志曾是祝融爷爷祝老将军的勤务兵，从青年时期就一直跟在祝老将军身边，颇得器重。早年出任务时，他为了救祝老将军被压断了左腿。或许因为这救命关系，所以即便后来退伍，老将军仍时不时让人上门看望我爸，闲暇时许知同志也会去陪老将军下棋。虽然我们两家的社会地位差异十分明显，但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交往，持续了二十来年。
见到祝融是五岁那个炎热得近乎压抑的夏，我第一次和许知同志走进侨香公馆那座大别墅，第一次看见大眼睛长睫毛、理着圆寸白白净净像个娃娃的祝融。三岁看到老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十分有远见，看到祝融的第一秒立即朝他那张吹弹可破、肉乎乎的脸伸出手，想要掐一把。可惜，我并没有触碰到他的皮肤便被“啪”的一声打掉了手，还伴随着一句听似恶狠狠却对我没有多少威胁力的“走开”。
这段记忆我已记不大清，据许知同志描述，在遭到祝融白眼后，我仍旧不肯死心，锲而不舍地要去掐他的脸，连续三次被一掌挥开后我终于爆发了，像只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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